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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京城的日子，在一种表面平静、内里紧绷的节奏中缓缓流淌。

    韩阳如同一个最高明的棋手，亦或是一个最耐心的猎手，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，落下悄无声息的棋子，布下若有若无的罗网。

    他那份关于“整顿京营火器”的条陈，几经修改，最终通过兵部一位与他并无深交、但素有“务实”之名的郎中之手，以“兵部司官建言”的形式，呈递了上去。

    内容四平八稳，全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和无关痛痒的建议，并未引起太大波澜，只在兵部内部引起些许讨论，很快便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。

    但这正是韩阳想要的效果——他需要让一些人，特别是兵部和宫内关心军务的人，隐约记得有他这么一号“关心火器”的将领，但又不能显得太过急切和突出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魏护在京城三教九流中的“活动”渐有收获。

    通过一些曲折的关系和银钱开道，他与几名常往来于宣大、京师之间的晋商搭上了线。

    这些晋商背景复杂，与边镇将领、朝中官员乃至宫内太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主要从事粮食、布匹、盐铁贸易，自然也少不了暗中走私些禁运物资。

    韩阳没有亲自出面，而是通过魏护，以“边镇旧识、如今在京闲居、欲做些买卖贴补”为名，与其中一家信誉尚可、且与宣大张鸿功有过间接接触的商号建立了初步联系。

    他手中并无太多现银，但他有“筹码”——在宣大东路，他仍有旧部，仍有影响力，可以为其商队提供一定程度的庇护和便利，同时，他也隐晦地透露了自己对“优质铁料”、“硫磺”、“硝石”等物的“兴趣”。

    商人是逐利的，也是嗅觉最灵敏的。他们对这位刚刚立下战功、虽被明升暗调但显然并未完全失势的年轻将领，表现出相当的“热情”，几宗小额、试探性的交易很快达成。

    韩阳得到了他急需的、用于城外秘密小工坊研究的紧缺材料，而商号则得到了一些边镇的“关照”承诺和潜在的庇护。

    一条脆弱但切实的财路与物资渠道，悄然建立。

    岳河负责的秘密小工坊，设在西郊一座废弃的寺庙后院，极为隐蔽。

    几名绝对可靠的雷鸣堡老匠户，以“还愿修缮庙宇”为名进驻，实则利用韩阳通过晋商搞到的材料，继续着燧发机和颗粒火药的改进试验。

    进展依然缓慢，但匠人们脱离了边镇的动荡，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和好一些的材料，心思更专，偶尔也能有些细微的突破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这里成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技术研发据点，也是韩阳手中未来可能的一张王牌。

    在神机营内部，韩阳的处境也发生了微妙变化。

    最初的疏离和审视之后，营中一些中下层军官，特别是那些同样出身边镇、或因各种原因郁郁不得志的武官，开始主动向韩阳靠拢。

    韩阳“桃花堡血战”的事迹在底层军士中悄然流传，带着传奇色彩，让这些同样渴望军功、厌恶营中腐败萎靡风气的武人感到钦佩。

    韩阳对此来者不拒，态度平和，偶尔与这些军官饮酒闲谈，只听不说，多问边事、营务，少论朝局、人事，渐渐在营中也有了几个能说得上话、传递消息的“自己人”。

    通过这些人的口，他对神机营乃至京营腐败、空虚、派系林立的现状，有了更直观、更触目惊心的了解。

    这让他更加坚定了绝不轻易涉足这摊浑水的决心，同时也让他意识到，若真有变故，这支看似庞大的京军，恐怕是靠不住的。

    然而，真正的转机，来自于一场看似与韩阳毫无关系的朝堂风波。

    五月，宣大总督卢象升上疏，痛陈宣大此次御虏，虽勉力支撑，然各镇兵力疲敝，粮饷短缺，器械朽坏，请朝廷速拨饷银、调拨精良火器、并准其招募壮勇、整饬边防，以御虏骑今秋可能再度入寇。

    疏中言辞恳切，甚至略带激愤，直指兵部、户部办事拖沓，地方有司推诿塞责，致使边事艰难。

    这道奏疏如同巨石入水，在原本因“抚议”渐占上风而略显平静的朝堂掀起波澜。

    杨嗣昌一派对卢象升的“激切”和“索求无度”颇为不满，认为其不顾朝廷艰难，徒增纷扰。

    而一些对杨嗣昌“主抚”政策本就不满的言官、翰林，则趁机发难，支持卢象升，抨击兵部、户部乃至内阁绥靖误国。

    双方在朝堂上争执不休，互相攻讦，闹得不可开交。

    崇祯皇帝被吵得头疼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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