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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五月初，江南已入梅雨时节，淅淅沥沥的雨水浸润着南京城的粉墙黛瓦，也冲刷着新朝初创的种种喧嚣与尘埃。监国行宫内，朱炎擘画的“长策”如同投入水中的种子，开始在各方土壤中悄然萌发。

    湖南方向：李岩的西进筹备

    秦淮河畔一处不起眼的宅院，已被临时改为“湖南安抚经略使行辕”。书房内灯火通明，李岩与数名精干属员正围着铺满案几的文牍地图，低声商议。

    “王允成部现驻岳阳，兵力号称两万，实数约一万二千，多为其收编的左良玉旧部及当地团练。”一名原在兵部职方司任职的属吏指点着地图，“其部缺饷严重，军纪废弛，劫掠地方之事时有发生。王允成本人贪婪而多疑，去岁曾与武昌的万元吉将军有过摩擦，对……对朝廷亦怀怨望。”

    另一名熟悉湖南风土的幕僚补充道：“长沙府及宝庆、辰州等地，实为大小土司与地方豪强共治。永顺、保靖两宣慰使势力最大，其下各有精悍‘狼兵’数千。此外，散处湘西苗疆的‘生苗’部落亦不可小觑，其性彪悍，不纳粮，不服役，时出劫掠。欲定湖南，此三股势力，土司、豪强、苗蛮，皆需妥善处置。”

    李岩凝神细听，手中炭笔在纸上不时记录。他面前已有一份初步的方案：

    其一，军事上，以“监国朝廷整编各省兵马、统一御虏”为名，请求朱炎调拨武昌方向三千精兵，与万元吉协调，再从其部抽调两千，合兵五千，作为“经略使亲军”。同时，携带一批南京武库中缴获的旧式甲胄、刀矛及部分火药，作为“见面礼”和整合资本。

    其二，策略上，对王允成“抚”重于“剿”。拟请朱炎以监国名义，正式册封其为“岳州总兵”，并承诺补发部分欠饷，换取其名义上的归附及开放岳阳通道。对其部下，则暗中甄别拉拢，分化瓦解。

    其三，对土司豪强，以“羁縻”“通商”为主。承诺承认其世袭权益，开放盐铁茶布交易，并邀请其子弟至南京国子监或新设学堂“游学”。对于最难缠的苗蛮，则先以“断绝贸易”“严密封锁”施压，再择其较小部落，以粮食、布匹、铁器诱之，逐步分化。

    其四，民政上，计划在控制区逐步推行信宁已验有效的“清丈田亩（重点针对无主荒地及被豪强隐占官田）”、“推广番薯玉米”、“简化税制”、“兴修水利”等政策，以争取自耕农和流民支持，夯实根基。

    “此非一朝一夕之功，或许需一两年，方能初见成效。”李岩放下炭笔，对众人道，“然湖南若定，则西可连黔贵，南可制两广，东可援江右，北可屏武昌，战略意义无可估量。诸君，此去艰险，然功在社稷，某愿与诸位共勉之！”

    五月中旬，李岩携带着详尽的条陈、朱炎的亲笔信与盖有监国行玺的空白任命文书，在五百精骑护卫下，悄然离开南京，西渡长江，取道九江（此时九江仍在清军多铎手中，需绕行南岸），前往武昌与万元吉汇合，开始他经略湖南的征程。

    广东沿海：陆学谦的隐秘使命

    几乎在李岩出发的同时，一艘中型福船“顺风号”从龙江关码头启航，顺流东下。船上满载着丝绸、瓷器、茶叶，以及一批“特殊”的货物：二十杆保养良好的旧式鸟铳、五百斤颗粒火药、数十件精巧的铜制机括零件、几大包番薯藤和玉米种子，还有若干卷徐光启等人新编译的《泰西水法》、《农政全书》摘要刻本。

    船主打扮的陆学谦立在船头，望着渐渐远去的南京城垣。他年约三十，面容清瘦，目光却透着商贾特有的精明与历练。他身边站着两名“伙计”，实则是“察探司”的精干人员，另有四名信宁军中退役的老兵充作护卫，还有两名通晓南洋诸国语言、曾被葡萄牙商船雇佣过的通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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