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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随从李开明有一日跟着他巡查完毕，看着他又在翻看手记，笑着问道：“公子，前几日您让人寄回京城的那些册子，想必早就到了吧？京城里的那些大官们，看到册子上的内容，会怎么议论您和许知县啊？会不会赞叹您学问大进？”

    王守仁微微一笑，轻轻抚过手记的封皮，眼神澄澈而坚定：“他们如何议论，我不在意，也不关心。我既不是为了得到大官们的赞叹，也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学问，我只希望，这套从日照学来的实学，能真正传到京城，传到各省，能真正帮到天下流离失所的百姓，能让他们有饭吃、有衣穿、有田种，能让天下少一些灾荒之苦，多一些安稳之日。”

    风从窗外轻轻吹入，翻动着手记的纸页，一行字迹静静落在眼前，墨色浓淡相宜，藏着最朴素的初心：能安民者，即是真道；能实事者，即是真理。

    几日之间，《日照实记》在京城官场彻底传开，上至内阁三公，下至六部郎官、翰林院词臣、国子监博士，几乎人手一份抄本，连宫中的皇子、太监，都私下传抄翻看。

    往日里，京城官场的清议，多是谈心性、理气、道统，争论的是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玄妙，是经籍中的微言大义，动辄便引经据典，高谈阔论；可这几日，所有的议论都齐齐转向了“实学”“实务”“安民之道”，连早朝散后，官员们都三五成群地聚在午门之外、廊下阶前，争论不休，句句离不开日照的实政之法。

    这日午后，王华府上再次聚了几位同僚——有翰林院的编修、国子监的博士，还有户部的员外郎，几人围坐在案前，手里都拿着《日照实记》的抄本，各执一词，争论得面红耳赤。

    国子监博士李东阳率先开口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服气，甚至还有几分轻蔑，指着抄本说道：“王大人，您公允评评，令郎所记这套‘日照学问’，说到底不过是些刑名钱谷、工匠营造的粗浅之术，是当官理事的小手段，充其量只能算个能吏之能，怎能称得上是哲学？自古以来，哲学者，当穷天地之理，究性命之源，明修身之道，谈的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，岂是这些修路打井、烧水泥、分粮食的俗事可比？这若是算哲学，那天下的胥吏、匠人，岂不是都成了哲学家？”

    王华端着茶盏，并未立刻开口，只是静静听着，神色平和。一旁的户部员外郎张谦却忍不住了，当即放下抄本，拱手反驳道：“李兄此言差矣！依我之见，你这便是本末倒置了！如今天下大旱，河南河堤决口，江南大水泛滥，多少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，卖儿鬻女者不计其数。你口中那些穷天地、究性命的高深学问，那些修身明德的大道理，能让流民吃饱一口饭吗？能让干裂的田地引来活水吗？能让溃决的河堤重新坚固吗？能让流离的百姓有家可回吗？”

    张谦语气激动，越说越恳切：“许哲知县这套学问，以事实理，不搞虚的，亲眼所见、亲手所做，每一条法子都能落地，每一件事都能惠及百姓；以民立道，凡事都以百姓安乐、县域安稳为先，不图虚名，不谋私利。能救荒、能安民、能定乱，能解天下百姓于水火，这才是活在人间的真哲学，是能真正治国安民的大学问！比起那些脱离民生、空谈心性的腐儒之论，这套实学，才是朝廷最需要的，才是百姓最期盼的！”

    李东阳眉头一皱，脸色沉了下来，语气也冷了几分：“张兄这话就偏颇了！哲学之本，在于正心诚意，在于修身明德，在于明辨是非、涵养心性。为官者，先修其身，方能治其民；先明其理，方能行其政。若只论吃饭穿衣、修路造桥，只讲实务手段，不讲心性修养，那与街头的胥吏、工坊的匠人何异？为官者若失了心性，丢了德行，即便有再多实务手段，也未必能真心为民，说不定还会利用这些手段搜刮民脂民膏，那岂不是更害百姓？”

    “李兄这话就错了！”张谦立刻接话，“正心诚意、修身明德，从来都不是挂在嘴边的空谈，而是体现在实实在在的行动里！许哲知县不尚空谈，躬身实干，让一县百姓在荒年里得以安稳，这难道不是正心诚意？难道不是修身明德？反观那些整日高谈心性、动辄引经据典的腐儒，自己身居高位，却眼睁睁看着百姓流离失所，束手无策，这便是你口中的‘正心诚意’？这便是你口中的‘哲学’？”

    翰林院编修陈默见状，连忙打圆场：“两位兄台莫争，依我之见，二者并非对立。心性修养是根本，实务手段是支撑，没有根本，手段便会失了方向；没有手段，根本也只是空谈。许哲知县的实学，是将心性修养融入了实务之中，以民为本，以行证知，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。”

    李东阳却依旧不服，摇头道：“陈编修此言虽有道理，但终究本末倒置。哲学当有哲学的格局，若一味沉溺于实务俗事，便失了哲学的高深与根本，与能吏之术何异？”

    王华这时才缓缓放下茶盏，开口说道：“李博士，张员外郎，二位所言，各有侧重，却都有偏颇。所谓哲学，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、脱离尘世的空谈，也不是只重手段、不顾本心的俗术。许哲这套实学，之所以能称之为哲学，便是因为他做到了‘以事实理，以民立道’—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求道理，以百姓安乐为根本确立大道，这便是哲学的真谛。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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